这段报道来自上海的报纸东方早报，报道提到的所谓世界第一高楼根据设计就在浦东的金茂大厦边上，不过这个世界第一高楼目前只是长在报纸上，而没有矗立在上海的地面上，所谓的高度也不是492米，而是510米。因为如果不是510米的话，那么世界第一高楼的称号就该归现在已经建成的台北101大厦，这座大厦的高度是508米。

    上海喜欢建摩天大厦，他们喜欢城市森林的那种感觉，屈指数来，上海滩上18层高的大楼已经有4000座，在2010年前还要建成1000幢，而在纽约这个数字也不过就是1000幢。上海的摩天大楼不但超过了纽约，而且比整个美国东海岸的大厦加起来还要多。

    但是，这并不能满足上海人对世界第一的渴望，于是，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就成为上海人关注的焦点，所以当1993年日本最大的房地产商森稔表示想在上海建大厦开始，世界第一便成为上海人的心病。

    日本人为什么要在上海建世界第一高楼？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特别正面的解释是因为投资商看好中国的发展潜力，而且事实上，森稔在1997年为这个世界第一高楼开工剪彩之前，已经在旁边建好了一幢森茂大厦，不过森茂大厦只有46层高，远远称不上标志性建筑，但是股东的分红却非常可观。上海有关方面对于森稔在上海的开发提供了一切可能提供的条件，不能不说对森稔构成巨大的诱惑，而在日本本土，受航空法限高360米的限制，根本不可能建什么世界第一高楼。根据工商注册登记，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注册资金为2．13亿美金，其中来自森海外株式会社的资金为128亿日元，约1．25亿美元，占51．2％，来自其他36家日本银行保险和商社组建的投资株式会社出资122亿日元，约1．12亿美元，占48．8％的股份。项目公司成立于1995年11月17日，但是注册资金的实际到位却是8年以后的事情。

    森稔在中国的投资并不顺利。上海金融中心项目最早的投资额是750亿日元，约7亿美元，建筑总面积为33万平方米，身高为460米，地下三层，地上94层，但是开工以后便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而等危机过去，金融中心的长高也就成了必然，不但高度经过不停的调整，而且建筑费用也从当时的7亿美元调整到了11亿美元。很多人给森稔算账，环球金融中心的投资约为金茂大厦的2倍，按现在5％的年贷款利息算，每年的财务成本就达4亿人民币，加上运营成本和人工算，未来每年的成本将达8个亿人民币以上。即使不考虑竞争的加剧，参照金茂的出租水平，年收入最多达到8．45亿元人民币。假设日本人真能拿出35％的自有资金，环球金融中心2007年能够建成，那么也就还有40年的经营时间，要在40年中还清700亿日元的贷款，每年还本的人民币就要达1．5亿人民币。算账的结果，世界第一高楼的经营前景并不妙。

    但是这一切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第一高楼“保胎”长达七年的时间，更多的人相信，森稔实际上是在等待起楼的时机，换句话讲，森稔在等待上海房地产高潮的到来。2005年，对于森稔而言是一个合适的时间，一方面上海房价翻了3倍，环球金融中心的地圈了10年，行情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如果2007年能够竣工的话，那么不仅能赶上2008年的奥运，更能迎合上海2010年的世博机遇。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作为一个日本人，森稔恐怕想不到中国政府会对房地产市场如此铁腕紧缩，会对上海的地产如此的关照。水皮相信，随着“国六条”的到来，森稔已经失去了在中国本土金融机构融资贷款的最佳时机，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外商，花中国银行的钱在中国土地上建世界第一高楼的可能性大大的降低了。或许正因为此，开工了才一年的环球金融中心现在就面临着不得不出让股权的窘境。

    早在两年之前，水皮就关注到中国经济周刊对这个全国人民知之不多的世界第一高楼的报道。给水皮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日本人森稔的经历，也不是上海方面对此的期盼。而是莫丰先生为此而配的言论。在这篇名为“世界最高大楼离经济衰竭只有半步之遥”的文章中，安德鲁·劳伦斯关于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的结论令人震惊。因此他认为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到来的前兆，离经济衰退只有半步之遥。关于这一点，已经被大都会人寿、帝国大厦和吉隆坡的双塔所印证。为什么“摩天大楼指数”和经济危机存在着“百年病态关系”呢？因为商业繁荣时期的低利率造成长期资本品价格相对短期资本品价格上涨，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源被配置到远离最终消费的生产中，一旦利率变动，则资本所有人承受重大损失并波及资本市场和银行体系，从而导致经济衰退。

    对于世界第一高楼的追求往往是经济泡沫造就的幻觉，而一旦付诸行动，便是灾难降临之时。

    劳伦斯的论述有些诡异，但是对照眼下，还是叫人暗出冷汗，提高贷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难道不是现实吗？

    中国的世界第一高楼会不会因为我们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经济而否决劳伦斯理论呢？但愿如此！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